行政复议委员会只是改变原有完全封闭式的方法，通过各方力量，尤其是吸收社会力量，使之透明化、专业化，从而有效发挥其在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相对人合法利益、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推动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现在的交通协管队员也可以、也正在做这样的事，但不能一出问题就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协管队员。其可谓步履维艰、非常不易、应予理解，但其带来的问题和困惑也同样多。
(4)负责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参见网易财经文章《印度通过地摊法案正式承认小贩经济合法地位》，2013年9月29日11：09：52下载引述。其二，完善违法案件移送制度。共同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行政理念。这些城市领导提出的管理目标与老百姓的生存目标差得很远，被称为严重脱离地气。
到现在，城管部门的工作涉及12～15个领域，涉及事项200项左右，最多的城市达300多项(广州是321项)，而且许多地方政府对城管部门特别依赖，什么疑难问题都交给城管部门。这是当下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急务，是一项无法绕开、必须解决的紧要课题。权利法案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创造了今天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个人权利。
内战后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之后，才将对联邦政府的这一限制延伸至各州。由于这一修正案语焉不详，最高法院只从中推导出隐私权，尤其是堕胎的权利。巴维特的观点既微妙又鲜明，微妙得有些神经过敏—这种区分有意义吗？鲜明得有些咄咄逼人—挑战常识却又毫不妥协。第九修正案说，本宪法列举之诸项权利，不得解释为对人民固有之其他权利之拒绝或忽略。
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看起来专注于保护个人，实则不然。政治过程的大门打开，也激励法院变得愈加大胆，认可更多的救济措施，比如支持校车法案和重新划分学区。
郡社会服务局进行了一些干预，但没能阻止拉迪的暴行，约书亚在遭到一次毒打后永久性耳聋。本书的主题会帮助我国读者理解宪法权利应该指向的真正角色—它支持什么，以及不支持什么。这些都与限制政府权力有关，而且麦迪逊的想法是把修正案加到宪法正文当中与结构性条款融为一体。巴维特提醒读者注意布朗案确立的权利及其救济方式的性质。
积极权利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再分配，而这应该交给民主过程的政治审议。本书立论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保障个人利益和限制政府权力区分开来，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制宪会议开了一百一十三天，几乎都在讨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组成和权力分配问题。巴维特首先援引了两条宪法教义以作说明。
从历史上看，威胁就来自常备军。独立的行政首脑和司法部门，它们能够制衡国会。
既然宪法权利是结构性的，那么我们在理解公民宪法权利的时候，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完善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运行，以及作为其最终动力的民主机制问题。从结构性观点来看，现代宪法争议的关键问题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说政府侵害了宪法权利，它们都不过是在问政府是否逾越了权力的边界，而不是在多大程度上没能满足个人的什么要求。
案子一波三折，最高法院最终判定社会服务局不承担责任，理由是宪法并没有给政府设定强制性义务对抗私人暴力以保护个人。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乔治·梅森突然提议：让我们给宪法增加一个权利法案。布朗案判决时，种族隔离是整个南方政治结构的内在部分，改变这一体制绝非一日之功，而且当时法院在这一问题上还未获得国会和总统的支持。一九八零年，一岁的男孩约书亚父母离婚，怀俄明州的一个法庭将他判给父亲拉迪·狄珊尼监护，他们搬到了威斯康星州温尼班戈郡。布朗的父母代她起诉了当地教委。由于这些未列举权利属于人民固有，它们是集体性的。
显然，结构性视角与积极的公民相连—参与的、负责的、精明的公民。到了后来小马丁·路德·金领导民权运动，以及公众意见、国会议员、行政部门立场发生变化后，才有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以及一九六五年的选举法，南方黑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状态方宣告结束。
而如果以限制国家为主旨，则对个人利益就无需面面俱到，而只涉及与控权有关的特定方面。的确，和平时期是绝对禁止军队进入民房的，但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限制。
第二，确保国会不妨碍各州建立国教。对其结构性特征的理解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下。
这件事并不困难，正像梅森所说的，根据各州成例如法炮制，不费吹灰之力，那时十三个州中有八个州的宪法有权利法案。但是，此案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出于保护个人。一七八七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对个人权利问题几乎没有认真讨论。巴维特总结道，无论从起草时算起还是后来的修正案，宪法在基本方面都是一部与政治结构有关的文件，它关注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因此平等并不是要保护个人，它指示的是一种政治关系，即任何社群都应免于国家的不公对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宪法专注于保护个人利益，那就推论出个人权利越多越好，这样消极权利可以扩张到积极权利，而为实现积极权利，政府职能可趁势扩张，这在根本上背离了宪法权利限制政府的初衷。
麦迪逊补充说，人民享有的自由无法尽数，勉强列举反给政府侵害未列举之权利以口实。最高法院从未支持那种来自个人的积极权利要求。
本条从未通过并入用来限制州的权力，可见它是特别针对联邦政府的。禁止堕胎的法律代表着国家对私密关系的系统性入侵。
说宪法权利的要旨在于控制国家而非保护个人，这种区分有意义吗？作者的回答是：差大了。第四修正案关于禁止无理搜查和逮捕呢？巴维特说，要注意这并不是禁止搜查和逮捕，甚至不是禁止所有未获许可的这类行为，它只禁止无理由的的搜查和逮捕。巴维特分析道，首先注意的是设定禁区并不管对个人的权利有什么影响，即使是住宅本没人住、对房主没有任何损害都不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阿塔什·巴维特（Ashutosh Bhagwat）在《权利的神话：宪法权利的目的与限制》中却说：不对。
因此，巴维特不同意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意见：持枪权是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是为保护个人免于侵害或用于打猎娱乐的自由。厘清此点，或许也能弱化人们对个人与国家之间二元紧张关系的恐惧，从而缓解我国在推进宪政民主进程上的顾虑。
在独立前的那些年，英国军队根据一七七四年《驻军法》授权士兵驻于民房，并以此对付反叛者（比如波士顿茶党）。 权利法案堪称美国宪法秩序的麦金农神庙，按照通常的理解，它的首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换言之，权利法案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对言论进行事后追究是没有问题的。第三，议员薪水不得在其任期内增加。